西周初年，周公旦向他的弟弟卫康叔发出了一份诏书，这份诏书便是《尚书·酒诰》。其中提到了一项重要的制度——“内外服”，也就是商朝的“内外服”制度。书中提到：“越在外服，侯、甸、男、卫，邦伯；越在内服，百僚、庶尹、惟亚、惟服、宗工，越百姓、里居。”这段文字主要讲述了商朝在内外服制度中的不同角色分配，其中“服”字的本义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像一个人跪坐并持物的形象，象征着屈服和服从的意思。具体来说，“内服”指的是商王的亲属和族人，而“外服”则多是服从于商王的异邦和诸侯。 商朝对内外服的管理力度有所不同，商王对内服亲族的命令称为“令”或“乎”，而对外服的命令则称为“比”。在甲骨文中，“比”字呈现两个人并排的形象，表达了平等的意味；而“令”字则像是商王张口向跪坐之人发布命令，显得更加单向。这说明，在商王的眼中，“内服”更具有从属关系，而“外服”则呈现出更多的平等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无论是“内服”还是“外服”，它们本身并非单纯的职官，而是作为独立的族群存在，承担着为商王家族服务的责任。 在《酒诰》里，“外服”首先提到的是“侯”。在甲骨文中，“侯”字的形象像是箭矢集中在箭靶上，最初是指箭靶，古人也将箭靶称为“射侯”。晋代的孔晁在注释《逸周书》时指出，“侯”代表的是“王的斥候”，即侦察兵或巡逻兵。随着时间推移，“侯”这一概念逐渐转变为军事长官的职务。所以，“侯服”实际上就是指为商王负责军事巡逻和防御的职能。王宇信和杨升南在《甲骨学一百年》中指出，甲骨文中的“侯某”和“某侯”各有数十位，而“侯”在商朝的外服中占据重要地位。商王武丁甚至曾派出他的妻子妇好，派“比”侯去征讨夷方。由此可见，“侯”的职能是商王军事指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而“诸侯”这一称谓，其实正是从商代外服中的“侯”演变而来的，意味着“多个侯”的合称。在周代，许多“侯”的职位本质上就是由周王分封的军事长官。 接下来提到的是“甸服”。金文中的“甸”字，由“人”和“田”组成，象征着人在田地里耕作，意思是从事农业工作。在甲骨文中，虽然没有“甸”字的字形，但有大量与“田”相关的记载，如“田武”“田黄”等。孔晁在注释时解释，“甸”即指“田”，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。因此，田服的职责便是为商王提供粮食支持。商王武丁曾派出妇妌前往“田萑”指导农业生产。此外，历史上也有一些“田服”发生反叛，甚至被商王征伐的情况。《左传》记载了晋国和曹国作为“甸服”的例子，其中便隐含了对田服的管理和控制。 再谈到“男服”。在甲骨文和金文中，“男”字由“田”和“力”组成，象征用农具耕田之人，也与“任”字有通假关系，因此有“某男”和“某任”的表述，例如“雀男”或“戈任”。孔晁注释时提到，“男”指的是“任王事”，即为商王从事某项职事。男服的职能比较复杂，既有为商国服务的情况，也有反叛的时刻，甚至有些男服部族曾参与对商国的进攻。《左传》中提到的郑国被称为“伯男”，也是男服的一种表现形式。周代五等爵中有“侯”和“男”，而商代外服也有相似的职称和职责，两者之间的联系不言而喻。 接着是“卫服”。甲骨文中的“卫”字由“行”和“口”构成，象征着拱卫和保护。孔晁注释中指出，卫服即是为商王提供捍卫职能。实际上，卫与侯一样，都是承担军事职能的职务。西周初期，周朝也有一个叫“卫国”的地方，它的名字很可能与商朝的卫服制度有关，表明了周朝继承了商代的部分职制。 然后是“邦伯”。在甲骨文中，“邦”字由“丰”和“田”组成，象征着通过种树来界定疆界，意味着国家或国土；而“伯”字形似大拇指，指的是家族中最年长的兄弟，也用来表示掌权的长者。甲骨文中的“邦伯”通常指的是方国的首领，他们与商王处于平等的关系，并非隶属于商王的“外服”范畴。与“侯”相比，“邦伯”更多代表了并列关系而非从属关系。 除了《酒诰》所提到的“侯”“甸”“男”“卫”和“邦伯”，一些学者还在研究中指出了其他的外服，如“犬服”和“牧服”。甲骨文和金文中的“犬”字像狗的侧面，“牧”字则像持鞭放牛的人。“犬服”主要负责商王的田猎工作，而“牧服”则主要负责畜牧业。虽然这些外服在《酒诰》中没有明确提及，但它们依然在商代的制度中占据了一定位置，并在周代逐渐消失。 从甲骨文中的这些外服职能来看，它们的职责虽然不同，但并未形成明确的等级制度。商朝的外服制度看似职责明确，实则存在许多模糊地带，尤其是它们并非是全职性的职务。徐中舒先生曾在1955年提出，商朝的外服可以被理解为“指定服役制”，这一概念在赵世超等人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。他们通过借鉴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献，揭示了商朝外服制度的深层次含义。对于重构商周早期国家的剥削方式，这一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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